或许“明星”这个词有些花哨了，但是冯象的引人注目是不能否认的。从1992年以来，他已经陆续在国内出版了7本著作，在《读书》《万象》《南方周末》等知名媒体都开过专栏，加上他重译《圣经》，更是集结了不少“粉丝”，既有学习法律专业的学生，也有文学和宗教文化的爱好者。

　　“并不是所有的学者都愿意为公众写作的。不过好像我们搞中世纪的有点例外，出了好些作家，比如写《玫瑰之名》的翁贝托·艾柯、《指环王》的作者托尔金、《纳尼亚传奇》的作者C.S刘易斯，这些大学者都曾把自己的研究成果转化成文学作品，并深受大小读者的喜爱。从我个人而言只是一番爱好，或许是上山下乡激发了我的创作欲望吧。”

读书　知青时代的快乐

　　1968年12月，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只读了初一的冯象来到了云南省弥勒县。那时他只是一个15岁的“毛头孩子”，属于“老三届”知青中年龄最小的一批，而下地的第一件事就是砍甘蔗。谁都知道，相比种田，砍甘蔗的劳动强度要大得多，而且甘蔗生有带毒毛刺，粘到皮肤上会立刻红肿。不过冯象并不觉得这是件苦差事，“虽然辛苦，可是种甘蔗自有好处。甘蔗是经济作物，工分值高，因此每年只要干3个月，挣下的工分就能抵一年的口粮。”而剩下的9个月，冯象用一个字概括——“玩”。

　　冯象喜欢写故事，也写诗，还爱到各处串联，结交朋友，“云贵地区有很多才华横溢的知青，有几个后来还成了出名的诗人、作家，我当时结识了不少”。另外，“最重要的是有机会向各地的师长和友人借书，而且是罕见的好书”。文革期间散失了许多图书馆藏书，流落到社会上，“好些人手里是有‘宝’的，只要有交情他们就会把书借给你”。

　　有书看，让冯象觉得自己非常幸运，“在那个文化贫乏的时代，我能找到这么多好书；而且在大多数人都不读书的时候，我碰巧没有放弃，大概就是我后来能得到一些机会的原因吧”。

　　1971年9月发生的林彪事件是文革的转折点，也是少数热爱读书的知青群体重新思考、怀疑、探索知识和祖国前途的开端。“但当时读书还不是为了考大学，更不是为了找工作。读书可以排解寂寞，毕竟，人总不能这样庸庸碌碌地在边疆深山老林里耗一辈子呀”。当时自学的知青，大多喜欢阅读理论著作、探讨马列或者自学数理化。冯象却选择了外语，学习英语和法语，“学外语无非是想了解外面的世界，而且翻译也是我很喜欢的一项工作”。

李赋宁　终身受益的学术训练

　　1977年恢复高考，云南有个土政策：报考英语专业的中小学教师，只可录取在本省师范院校。所以冯象上了昆明师范学院外语系。1982年春，他才如愿以偿，考入北京大学西语系，师从李赋宁先生研读古英语和中古英语。

　　“当时只有我一个人跟李先生学古英语”，从第二个学期开始，冯象每周两晚到蔚秀园李赋宁先生家开“小灶”。冯象在悼念李赋宁先生的文章中，曾描写过当时学习的情景：“先把指定的课文一句句念出，分析语法，再译为现代英语。不明白处由先生讲解，参校中古高地德语、哥特语和古冰岛语……”冯象至今对当时的学习情景记忆犹新，而李赋宁先生对他严谨的学术训练，让他获益终身。

　　1983年秋，哈佛燕京学社来华面试，在李赋宁、杨周翰和贝尔娜三位老师的推荐下，冯象申请了哈佛和耶鲁的英语系，并被两校同时录取。鉴于奖学金的原因和冯象当时关注的“乔叟”在哈佛有更好的师资和学术力量，他最终决定还是去哈佛。

　　来到哈佛后，冯象并没有像一些留学生那样“水土不服”，相反，无论在学习还是生活上，他很快就融入其中。冯象说，“多亏李先生给我打下的基础，让我毫不费力地与哈佛的学习衔接起来，我甚至跳过中古文学专业必修的英语史、古英语基础和乔叟讨论班，直接进入古英语史诗《贝奥武甫》的学习以及古典与中古语文的训练”。另一方面，多年的英语学习以及很早就开始与外国老师往来，让冯象对国外的学习和生活都已有一定的了解，他笑称自己早就“西化”了。

改行学法　人生的转折

　　冯象的人生，总是做着出人意料的转变，在哈佛读完中古文学博士后，他却报考了耶鲁大学法学院。这项决定让很多人不理解，冯契先生的老朋友王浩先生还专门写信劝阻，坦言他不喜欢律师这个行业，认为于人生无大意义，赚钱而已。

　　不过，冯象却有他自己的理由。80年代中期以后，中国的政法体制开始转型，商品经济重新建立，原本由革命文学所担当的思想教化和社会控制角色，逐渐被法律所取代。“我念法律，一方面是关注中国在这个转型时期的变化，另一方面则是考虑到中国整个法律框架是个舶来品，在各个时期的诠释都有所不同，而最近几十年我们又把它想象成美国式的法制，那么何不借这个机会去耶鲁学习法律呢”。

　　事实上，“文学博士改行读法律，这在中国也许没有，在美国却不少见，法学院教授很多都有其他学科的硕士或博士学位”。冯象说，“法律和文学有相似的社会功能。两者都涉及叙事、阅读、书写，都是语言、故事、人类经验的合成，只不过表现和运作方式不同罢了。文学创作强调形象思维和‘叛逆’精神。法律则讲究妥协合作，更加实际”。

　　1990年，冯象轻松地考入耶鲁法学院，并把研究重点放在与知识生产和其商品化密切相关的知识产权上。也许，这又是冯象一个聪明的“两栖”选择，知识产权——既能保留他对文学和艺术的兴趣，也能探讨法律问题。正如后来他出版的一系列法律读物《木腿正义》、《政法笔记》，不正是恰如其分地演绎着法律与文学的神秘渊源吗？

写作　责任与爱好的双重动力

　　相比国内同行，冯象的文学表达欲是强烈而广泛的，他的7部作品涉猎丰富，史诗、普法读物甚至宗教文化。

　　但是冯象也承认，爱好并不足以成为写作的动力，对学术的跨文化探索也许是更重要的因素。“西方中世纪文学在中国是个冷门，同行基本上都在国外。如果局限于学术圈子，写写那些全世界只有50个人看的论文也就够了。可是作为中国人，当你研究的是西学，却要用中文表达时，就会面临一个如何写作的问题。我很早就意识到这个问题。另外，李先生的去世对北大和中国学术界是个巨大的损失。我希望把李先生多年的教诲和我自己的所学所想传达给普通读者，一同分享读书的乐趣”。传统的做法是翻译，正如他正在做的《圣经》翻译。“但是单纯的翻译并不是最好的方法，尤其是文艺复兴前的西方文学以诗歌为主，相比散文，把诗歌介绍给不同语言的读者更是困难，再加上中西方还有很大的文化背景的差异，冗长的翻译作品很可能让中国读者感到枯燥和不解。直到写《玻璃岛》时，我才找到了路子，就是用写故事的方法，既避免过于专业化，又能在有趣的故事中穿插知识点”。冯象“故事新编”的尝试得到了读者的认可，一位网友在评价《玻璃岛》时写道：“谈亚瑟、谈圆桌骑士、谈欧洲的神话传说，却又把今天的事、文革中的事写进去，转换的自然，让人拍案！写亚瑟王的书见过，但这样的写法我没见过，写得这么有趣味的更没见过！”

教育　不应为金钱而读书

　　冯象曾经致信给侄子，希望他在大学本科阶段读几门不实用的学科，比如文史哲，到研究生阶段，再选择实用的专业——这里也许映透着冯象自己的人生经验。他说，“学生不要忙着挣钱，没有理想抱负，不利于年轻人成长，更不利于社会的发展”。而中国的教育体制，“在这方面问题越来越突出”。

　　“我在香港和美国教过书，国内院校也访问过一些。相比之下，国内的好学生基础不错，非常用功，但是总的来说，不如美国的好学生精神自由，有理想追求”。美国的校园风气比较理性，“至少在那些精英大学里，总把饭碗挂在嘴边的人会遭白眼，社会鼓励年轻人追求人生价值和道德理想，比如到第三世界国家去当志愿者等等，这样的经历往往给他们带来各种报偿。这可能不是金钱上的，但肯定是社会认可的。长此以往，社会更加多样化，最终能形成丰富的创新资源，科技等领域也会随之变得朝气蓬勃”。

　　“近年来好些国内学生给我的感觉就是生活压力太大，想挣钱”，冯象说，“国内现在有惊人数量的法学院和法律系，不断增加的研究生博士生。前些年，扩招暂时延缓了就业压力，分流一部分学生，让大学当水库。但是持续扩招，就业压力不会得到缓解反而加剧了。目前好些专业的本科生研究生的就业市场已是尖锐的社会问题。不仅如此，法律专业还有另一个问题：能挣钱的法律业务基本上都集中在大城市和沿海发达地区，现在这些地方的律师、法官、检察官、公司法律顾问等等职位都已饱和，那么每年这些大量从学校毕业的法律系学生能到哪里去呢？这个问题已经凸现出来，而且会长期存在”。冯象认为，“社会和大学不应该引导年轻人以追求金钱权势为价值观。鼓励个性发展，价值多元，才能让整个社会、让大多数人都得到发展”。

翻译　影响一代人的语言

　　宾馆的书桌上，摊叠着几本有关《圣经》的研究著作，即使是三五天的出差，冯象也不敢放下《圣经》的翻译工作。他是要赶进度吗？显然不是，相反，他翻译的进度实在很慢，从十多年前开始考虑，到6年前下笔，至今也只翻译了一小部分内容。

　　“文学翻译是非常艰难和有意义的工作，是文学的再创造，历史上甚至影响了民族语言的发展”。冯象强调，中国20世纪的文学和哲学翻译深深影响了现代汉语的发展，现在小到普通书信，大到政府报告，语言都充满了欧化句式。“遗憾的是，近年来翻译作品的总体水平下降了，好像什么人都可以做翻译。有些译著，就是教授揽了活来，找几个学生，每人翻一章凑一起，也不好好统稿，连术语名词都不统一”。想起那些经典译著，冯象感慨万千，“傅雷先生当年每日只翻译一千多字，字字珠玑。不过凭这一千字，他已经能养活一家人了，甚至还可以高消费——请外国人教钢琴。而这样的劳动力价值从长远看是给社会带来了回报的，直到今天，傅雷先生的作品仍然是最优秀的范本。反观现在，低廉的翻译成本造就了大量的译作，可是这些粗制滥造的产品对社会有害无益”。

　　同样，英语系出身的冯象，对国内持续的学英语热也表示忧虑。“今天，全民学英语，小到幼儿园大到国家干部，这是人力资源的极大浪费。外语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学好，掌握一门外语一定要有兴趣和天分，而成年后学习外语是违反生理发育规律的。美国和日本老百姓的外语都很差，但是他们的翻译著作却能保证质量，尤其是在日本，学术和文学翻译都很专业。我们何不把精力放在重点培养翻译人才上呢”？所以，“我认为没必要全民学外语，会不会外语跟国家的经济水平也没有直接关系，关键是培养高质量的专职翻译，把值得介绍研究的外国的东西翻成中文就可以了”。

学术腐败　衙门体制的衍生物

　　冯象不常回国，但大致每年他都会来北京一次，给学生开几个讲座。最近涉及学术腐败的话题越来越多，采访的当晚他要讲的案例就是抄袭。有一个案例是耶鲁大学最近处理的一起某亚裔学生抄袭并被开除的事件。

　　案件大致是：学生从某网站抄来一段话，没有注明出处就直接写到作业里。被教授发现后，交给耶鲁的“荣誉委员会”处理。学生申辩说，她不知道这是抄袭，因为在她的国家大家做作业都是这样的。但是耶鲁大学裁定开除。冯象说，“很遗憾，那位教授的报告透露，这个亚裔学生来自中国”。那段未注明出处的文字，被教授用Google一搜就从中国某网站找到了，“英文翻译得很蹩脚，一看就是中式英语，他原本以为是那学生英文差，结果发现是直接从网站下载的英文译本”。

　　冯象说，一粒老鼠屎坏了一锅汤，类似的学术不端问题发生在个别中国学生身上，近年来影响了中国留学生的形象。“一些美国大学已经发展到对中国学生的任何文件都不信任的地步，包括学生的申请材料。学校在收到推荐信后，甚至会向推荐人发一封确认信，或通过面试等手段，以防冒名顶替”。据冯象说，前些年哈佛就发生过这样的假冒事件。

　　冯象表示，在美国，只要被发现有抄袭、甚至是改编他人的文字而据为己有，大学的处理都会十分严厉，甚至开除，学术抄袭案基本上没有机会到法庭解决。“因为学校的决定并非源于联邦或各州的法律，而是基于学术共同体的共识和纪律，从学术道德即正直的学术作风来的”。

　　那么同样是大学，国内为什么就不能建立起这样严格的纪律和道德标准呢？甚至近期国内最高学术机构出台的反腐宣言和规章，也都显得执行不力，难于操作？冯象认为，“关键在于学术机构是否能实现真正的自治自律，并产生一套经由全体教师或研究员充分讨论并被认可的规章制度。一旦发生违规行为，严格按照制度执行即可，任何行政领导都无权干预。而国内某些机构出台的所谓自律宣言、规章等等，更像是一个衙门的决定，这可能是某个领导班子起草的，没有学者的民主参与。另外，国内学术单位往往采用衙门式管理，造成行政部门权力过大而缺乏约束和监督。行政干预的一个负面影响就是，腐败惩治不力，难以实现学术独立和教育自主，最终会影响到学生的培养和成长”。

     作者： 石之瑜（台大政治系教授）
　  选票未必是台湾2008年大选关键。众所周知，民进党不可能愿意下台，观察家与学术界应该学习的是，民进党会采取什么手段确保永续执政。 
      马英九日前宣布，即使他的特别费诉讼结果是有罪，他也会参选到底。最早揭露民进党可能以司法手段在选战后期剥夺他候选资格的媒体是《联合早报》，3月5日发表的拙作《五胡乱华：国民党崩盘以后》辗转影响马营之判断。如今，马英九显然已了解事态严重。 
      民进党并非省油的灯，知道当事人如果有意的话，类似官司要到三审定谳可以迁延数年。既然马英九已然警觉，自必须采取其他手段确保永久执政。  
      近日，透过陈水扁亲信施茂林所掌控的司法部，展现惊人的统治意志。在完全违反习惯、程序、法理与合理预期的手段下，施茂林大举更换检察长，并调动数十位检察官。 
      过去，从未有过如此规模的调动；从未在没有理由的情况下恣意调动；从未在任职年限均明显不足时共同调动。 
      更重要的是，施茂林越过法律规定的人事审议程序，没有召开人事会议通过，就迳行调动。期间，他则对于人事会议成员个别电话咨询，裹胁性质浓厚，试图各个击破。 
  　为什么要强暴司法行政体系呢？因为，民进党要在选举开始后，全面发动对国民党贿选的起诉，或其他违反选罢法的相关起诉。

替司法斗争铺路

　　假如到时候开出的票比较少，或还没开就已觉得情势不佳，这些起诉足以影响选情，选后甚至据此宣告国民党候选人丧失资格，或当选无效。
      但是，届时负责各地督察贿选的检察官要是不配合，如何进行司法斗争？这是为什么要及早更换各地检察官的主要动机。 
　　事实上，在被任命的诸位检察长之中，不乏过去纪录不良，且官商关系复杂之辈。这些人配合度高，且有熟识的关系，届时对他们稍加恩威，便足以纳入旗下。 
　　司法的配合不仅止于选举而已，更也针对财团。台湾财团与政治人物勾结牟利，人尽皆知。时逢选举将届，财团选票成为兵家必争，财团挹注更是选战必备。则过去政商同谋分赃的合作经验，现在反而成为掐住财团喉咙的利指。 
　　近来挑出一、两个财团或大公司首脑起诉，已经带来风声鹤唳。认为自己可能是目标的，有的乾脆卷款潜逃，如王又曾之流。 
　　不过，这不能阻止民进党杀鸡儆猴。与民进党关系良好的明基集团就是明显的例子，正在因为五年前一桩旧案被起诉。这个五年的时间差，毫不耐人寻味，因为一看便知是项庄舞剑，藉此发出的政治信息远比司法信息更清楚。 
　　相较于财团，媒体的控制更不能放手。一般认为，这是民进党希望在选战期间得到更正面与更大篇幅的版面或荧幕，恐不尽然。因为，这些版面或荧幕时间对选票流向的影响有限。 
　　更重要的，是在司法斗争发动后，要有充分的媒体支持，压制对司法的质疑。近来爆发民进党官员要求日商转让台湾电视公司股票，就是一例。但台视原本亲民进党，故此举不过是巩固势力范围而已。

准司法介入媒体

      具有高度侵略性的行动，则是透过所谓中立的传播通讯委员会，对于近来TVBS假新闻事件进行惩处。假新闻怎么发生的，至今还是罗生门，是否政治构陷，无人得知。但重点是给了民进党整肃Ｔ台的藉口。 
　　传播通讯委员会里的民进党人数相对少，所以民进党的手段就不能只靠政治压力。不过各种政治压力有助于民进党的自己人在委员会中发生作用。其他层出不穷的手段，不足为外人道也。但既然非民进党的委员中，泰半游走各阵营的所谓中立教授，如果他们之中有人对压力抗不住，对诱惑挡不住，并不令人讶异。 
　　果不其然，委员会的裁决是，T台必须更换最近三年批判政府不遗余力的总经理李涛，理由是媒体主管不宜兼任主持人。委员会并决议，如果不换李涛，就撤销Ｔ台执照。 
　　裁决公布后，学界哗然，但各家媒体似乎噤若寒蝉，社论中的批评均不痛不痒，而其他与T台处于竞争关系的有线电台，基于打击对手的短期利益考量，上焉者冷眼旁观，下焉者还落井下石。民进党善于见缝插针，利用人性弱点，已臻炉火纯青。 
　　裁决之后，从陈水扁以降，民进党官员大举配合通讯传播委员会演出。他们对这个准司法机关打着维护媒体专业的旗帜，却公然介入媒体人事的法西斯作为，还假惺惺表示处决太轻，对委员会大表不满。俨然他们之前不曾介入的模样，但却反而看出此地无银三百两的心虚。 
　　无论如何，即使是民进党居少数的准司法机关，也已经臣服于民进党的意志。这样的统治意志，震慑了法官、委员、媒体、财团与甚至包括国民党人在内的所有上层阶级。马英九今天不就范，只是将来提供民进党用来展示权力更好的对象。 
　　过去，马英九向来高举司法，这就提醒了民进党，要对付他，诉诸司法斗争，他就会作茧自缚。加上国务机要费与红衫军缠住陈水扁的经验，他脱身成功后，获得无限启示，除更加掌握司法斗争诀窍，并从中看出马英九的致命点。 
　　最近，司法斗争手段在马英九的特别费案上牛刀小试，结果大获全胜。食髓知味之后，民进党要在2008年改以司法斗争延续执政，几乎已成共识。如此光明前途，等于获提名的就是继任者，间接说明何以民进党党内争取提名已达不择手段。

【摘要】     作者：Bruce Ackerman（耶鲁大学法学和政治学教授）　 　　译者：杜钢建（国家行政学院教授）、彭亚楠　 　　　 　　本篇比较宪法论文探讨了美国式三权分立是否适合作为其他国家的宪政模式。Ackerman教授在考察了德国、意大利、日本、印度、加拿大、南非等许多国家的实践之后，反对输出美国体制，而建议采纳“有限议会制（constrained parliamentarianism）”。根据该模式，宪法并不设立独立选举产生的总统来制衡普选的国会，而是实行责任内阁制，政府向民选的议会下院负责，但同时，内阁和下院的权力也将受到其他许多独立机构的制约，其中包括宪法法院。Ackerman教授认为，该模式提供了一条比美国模式更具前途的宪法发展之路，能够更好地服务于现代分权的三大基本原则——民主、专业化，保护基本权利。

【关键词】宪法分权总统制议会制

   新 分 权